第748章 高太后垂帘听政 (第2/2页)
等人，多有维护保全，反对朝堂极端清算之风。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朔党集团执意要重贬已遭外放的蔡确，范纯仁以朝政宽厚为本，坚决反对过度株连、赶尽杀绝，因此遭到朔党全员围攻弹劾，最终不敌朝堂朋*党势力，被罢去相位。
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，朔党核心首领刘挚升任右相，朔党势力达到顶峰。但党争反噬从未停歇，同年，政敌援引流言，弹劾刘挚暗中交结新党蔡确、章惇，私结朋*党、心怀异心，刘挚随即遭弹劾罢相，朔党内部也自此出现分裂动荡。
高太后八年垂帘听政期间，旧党彻底把持中枢、垄断朝政，对新党势力的打压清算从未间断、愈演愈烈。以刘挚为首的朔党激进派，为彻底根除变法派势力，常年刻意搜罗章惇、蔡确等人的日常言行、私人诗文，捕风捉影、穿凿附会，肆意曲解罗织罪名，大兴文字之狱，其中最惨烈、影响最恶劣的便是车盖亭诗案。
此案是北宋开国以来，规模最大、波及最广、手段最酷烈的朋*党文字狱。旧党充分利用高太后厌恶新党、忌惮权臣的心态，将蔡确贬谪途中所作的闲适小诗强行曲解为讥讽朝政、怨谤太后、蔑视先帝，对新党展开斩草除根式的全面清算。最终，蔡确彻底被逐出朝堂，又遭地方官员吴处厚挟私报复、刻意构陷，一路远贬新州安置，终老贬所、不得北还。
为固化朋*党正邪之分、掌控朝堂舆论，旧党刻意树立政治标杆，将司马光、范纯仁、韩维三人尊为“元祐三贤”，标榜为中正贤臣、社稷忠臣；同时将蔡确、章惇、韩缜斥为“熙丰三奸”，定为祸乱朝政的佞臣。他们公然将王安石、蔡确麾下所有新党亲信的姓名、籍贯、官职整理成册，张榜公示于朝堂内外，列为“奸党名单”，以此警示朝野、震慑百官。
与此同时，旧党开启二次大规模贬谪浪潮，对元祐初年尚未彻底清算的新党重臣章惇、韩缜、李清臣、张商英等人再度重贬流放，又将朝中残存的新党官员李德刍、吴安诗、蒲宗孟等尽数罢黜降官，朝堂之中变法派势力几乎被清扫一空。
后世史学家、思想家对元祐更化的极端党争与复古弊政，多有尖锐批判。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曾精准概括元祐朝政的偏执乱象：朝堂用人行政、法令更张，全然以“熙丰新旧”为唯一标尺，进一人，必是神宗朝所罢退之人；退一人，必是神宗朝所擢升之人；行一法，必是神宗朝所革除之旧制；废一法，必是神宗朝所推行之新规。一切施政不讲利弊、不问民生、不论得失，唯以反对熙丰变法为唯一准则。
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亦辛辣讥讽元祐朝臣的狭隘偏执，称其为“闭着门说道理”。旧党一味矫枉过正，试图纠正熙丰变法的激进弊端，却彻底陷入因循守旧、固步自封的泥潭，摒弃了变法中富国强兵、利民兴邦的积极内核，只残留派系倾轧、复古倒退的弊政。
纵观整场元祐更化，其本质绝非利国利民的政治革新，而是一场裹挟着派系私怨、极端守旧的情绪化政治清算运动。熙丰变法虽有操之过急、利弊混杂的缺陷，但其初衷是为解决北宋积贫积弱、冗官冗费、边防空虚的百年沉疴，是主动求变、力图图强的治国尝试。而元祐更化全盘否定新法、盲目复古守旧，彻底推翻神宗一朝的治国成果，不仅未能解决北宋的社会弊病，反而让原本被改良缓和的民生、财政、军政乱象再度丛生，治丝而棼、越理越乱，让北宋的国运彻底走向下坡路。
与朝堂汹涌激烈的新旧党争、派系倾轧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少年天子赵煦沉默隐忍的帝王生涯。
年幼的赵煦天资聪颖、好学不倦，自束发读书以来便酷爱典籍、博览群书，涉猎经史百家、诗文典籍，尤其钟爱唐人律诗，自幼深耕诗文，文学素养远超同龄宗室子弟。除却文思出众，赵煦亦精通笔墨书法，笔法工整遒劲、气韵端庄。元代陶宗仪所著《书史会要》中专门记载其书法造诣，盛赞宋哲宗“翰墨亦佳”，其笔墨风骨初具帝王气象。
然而在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间，这位聪慧早慧的少年帝王，始终形同傀儡、毫无实权。朝堂军国庶务、官员任免、法令更张，尽数由高太后与吕公著、司马光、刘挚等旧党大臣全权裁决，年幼的赵煦被彻底隔绝在权力核心之外，对朝政决策毫无半点发言权。
满朝文武皆以太后为当朝核心，皆视幼主为懵懂孩童，凡事只禀太后、不问皇帝。朝堂朝会规制中，高太后垂帘端坐于后，赵煦御座正对帘前，群臣奏事皆面朝太后、背对皇帝，全程俯首向太后禀奏政务、商议国策，自始至终不转身向皇帝请示、禀报半句。
数年朝会皆是如此，少年赵煦端坐御座之上，终日只能望着满朝文武的脊背与衣履背影，徒有帝王之名、全无君主之实。待其年长亲政、收回皇权之后，曾亲口忆及少年垂帘时期的屈辱境遇，自嘲彼时临朝，终日唯见群臣臀背而已。
常年的无权隐忍、朝堂漠视、新旧国策的剧烈颠覆、朝臣派系的肆意擅权，深深烙印在少年赵煦心中，为其亲政之后彻底推翻元祐旧政、重启熙丰新法、严惩元祐旧党、清算朋*党乱政埋下了深刻的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