冷茹冰无意失银元 金娃子有志去读书（5） (第2/2页)
”；想起在大舅家吃回锅肉，结果吃出了一场家庭风暴；想起陪甄贤婆婆去融金寺求签，无忧和尚说“云开见月明”，我妈把竹签紧紧攥在手里；想起东西哥在黑板上画下第一个圆，说“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”；想起三表哥在田埂上记笔记的背影……
第二天一早，我背着那个捆得结结实实的大包袱，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。班车是那种老式的长途客车，车身漆着绿白相间的条纹，发动机轰隆隆响，车厢里弥漫着汗水和尘土的味道。我妈站在车窗外，眼圈红红的，却笑着朝我挥手，阿爷站在一边，手里端着一杯老荫茶——大概是刚从茶馆里端出来的，茶还冒着热气。
甄贤婆婆没有来送我。她只是站在街口的无字碑前，拄着拐杖，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。她的白发被晨风吹乱了，她也不拢。班车从她面前开过的时候，我透过车窗看见她的嘴唇轻轻翕动，像是在说什么。我听不见她的声音，可我知道她是在说——路上小心。
刘二娃坐在我旁边，嘴里嚼着泡泡糖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。他把糖纸剥下来，折成了一只纸鹤，递给我。
班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着，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了山林，又从山林变成了县城郊区的厂房。烟囱冒着白烟，机器的轰鸣声隐隐约约地传进来。路边有人在卖橘子，挑着担子站在路肩上，朝班车挥了挥手。我靠在车窗上，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，心里头既有期待，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惆怅。
三年之后，我会变成什么样？我会站在讲台上，像东西哥那样在黑板上画圆吗？我会在黑板上写什么字？我会成为甄贤婆婆说的那个“对得起学生”的老师吗？
到了县城，学校比我想象中大得多。校门口立着一块青石碑，上面刻着“南疆县中等师范学校”几个大字，字是用正楷写的，笔画有力。校园里有好几栋教学楼，操场比重阳镇中学的操场大了两倍不止，跑道是煤渣铺的，踩上去沙沙响。篮球场上有人在打球，球鞋在水泥地上摩擦出尖锐的响声。我和刘二娃被分到了同一个寝室。寝室里一共八个人，四张高低床，每个人的床头都贴着花花绿绿的贴纸——有的是电影明星，有的是足球运动员，有的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风景画。
刘二娃一进门就把上铺占了，把包袱往床上一扔，床板震得嗡嗡响。“金娃子你睡下铺吧，省得你半夜从上铺滚下来。你这人睡觉不老实，小时候在你家打地铺，一晚上能翻十几个身。”
我说：“你才滚下来呢。”
他说：“那咱俩打个赌，谁先从上铺掉下来谁请吃一个月的食堂回锅肉。”
我想了想，觉得这个赌局对我很有利——我睡下铺，怎么可能从上铺掉下来？于是就拍了板。刘二娃高兴得从行李里翻出一个枕头，枕头上绣着一只歪歪扭扭的鸭子，说是他妈亲手绣的。
中师的课程比初中多了不少——除了语文数学这些基础课，还有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教材教法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。最让我头疼的是音乐课，老师让大家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唱音阶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我一张嘴，老师就皱了眉头，说甄金同学你的音准还需要加强，课后多练练哆来咪。刘二娃在旁边幸灾乐祸，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，结果轮到他唱的时候，老师直接把钢琴盖合上了，说刘垚同学你还是先去操场跑两圈吧，先把肺活量练上来。刘二娃的学名叫刘垚，因为名字不好叫，所以平日几乎没有人这样称呼他，只有老师点名的时候才会被这两个字噎一下。
美术课倒是让我找到了自信。周老师让大家画一个苹果，我画完了交上去，他看了看，把画举起来端详了好一阵，问：“甄金同学你是不是学过画圆？”我说我堂兄教过我——他徒手画圆不用圆规，手腕一转就是一个完美的圆。画苹果刚好用得上，苹果不就是圆的变体嘛。周老师笑着点了点头，说怪不得，你的苹果画得比圆规画的还圆，明暗关系也处理得不错，以后可以多往写生方向发展。
教材教法课上，老师让大家模拟讲课。我站到讲台上，看着下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，忽然想起了东西哥在黑板上画辅助线的样子。我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下我的名字——甄金。粉笔在黑板上划过，发出清脆的嗒嗒声，粉笔灰纷纷扬扬地落在讲台上。然后转身对着台下鞠了一躬，说同学们好，我叫甄金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。台下响起一片掌声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寝室的硬板床上，望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发呆，灯管里的镇流器嗡嗡响。我翻了个身，把枕头下面的银元摸出来，在黑暗中用手指摩挲着边齿上的划痕。窗外有月光，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，像铺了一层碎银子。
刘二娃从上铺探下头来，头发倒挂下来，像一把刷子。“金娃子，你想家了？”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“骗人。”他把一个东西从上铺递下来——是半块月饼，用油纸裹着，油纸上还沾着几粒月饼渣，“我妈塞在我包里的，说想家的时候吃。分你一半。这是我们家自己打的月饼，豆沙馅的，比街上卖的甜。”
我接过月饼，咬了一口。月饼是豆沙馅的，甜得发腻，可嚼在嘴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。我嚼着月饼，忽然觉得，这里也许就是我的另一个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