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536章：满城灯火照无眠 (第1/2页)
程振邦的灵柩在武昌城停了三天。
第一天，沈砚之没合眼。他坐在灵柩旁边的条凳上，从天黑坐到天亮，从天亮坐到天黑。来吊唁的人一拨接一拨，北伐军的将领、武昌城的地方士绅、程振邦带过的兵。沈砚之谁也没招呼，就那么坐着，有人来了点个头，有人走了也不送。他的脸在灵堂的白烛光里显得很硬，像一块被江水冲刷了多年的石头。别人看不出他在想什么。但沈若薇看得出来。她给兄长端了一碗粥过去，放在条凳旁边的小桌上，轻声说：“哥，吃点东西。”
沈砚之没动。
“程旅长要是看见你这样，他会骂你。”
沈砚之的嘴角动了一下。他端起那碗粥，喝了两口。粥是白粥，没放盐，也没放糖。他喝了两口就放下了。沈若薇没再劝，只是站在旁边，把灵堂里的烛花剪了剪。烛花一剪，火光跳了一下，照亮了程振邦的遗容。老程的脸已经被擦洗干净了，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。他活着的时候军装从来没合身过，总是绷着肩膀，扣子扣不全。现在这身是沈若薇特意去裁缝铺定做的，比老程平时穿的大了一号。她量了尺寸——是趁着遗体还没僵硬的时候量的。量到肩膀的时候，她摸到了那块疤。程振邦左肩有一块碗口大的疤，是山海关起义那年被清军的刀砍的。沈若薇当时手抖了一下，但没哭。她这些年跟着部队走南闯北，哭的本事早就忘了。
第二天，程振邦带的那个旅的兵集体来吊唁。三百多人挤在灵堂外面的院子里，有的哭出了声，有的咬着嘴唇不说话。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兵跪在灵柩前面磕了三个头，抬起头的时候满脸是泪。他说：“旅长，你答应的，打完武昌请我们吃红烧肉。”旁边几个老兵把他拉起来，他挣开又跪下去，磕了三个，再磕三个。沈砚之从条凳上站起来，走到那个小兵面前，把他扶起来。
“他欠你们的，我请。”沈砚之的声音很平。小兵看着他，眼泪还在掉，但嘴闭上了。
当天下午，沈砚之让炊事班杀了三头猪。整个旅在武昌城外的空地上吃了一顿红烧肉。肉炖得很烂，酱油放得足，香气飘了半条街。沈砚之没去吃。他站在灵堂门口，看着那些兵蹲在地上吃肉，有的边吃边抹眼泪，有的把肉夹在馒头里舍不得一口吃完。他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回了灵堂。
第三天出殡。武昌城的街道两边站满了老百姓。有人自发戴了黑纱，有人往灵柩上撒白花。程振邦的灵柩由八个老兵抬着，从蛇山脚下走到江边。江边有一艘渡船，要把他运过江去，葬在汉阳的龟山脚下。那是程振邦自己选的地方。前年冬天他在汉阳养伤的时候，有一天跟沈砚之站在龟山顶上，看着汉江汇入长江，忽然说：“老沈，我要是死了，就埋这儿。能看见长江，还能看见武昌城。”
沈砚之当时骂了他一句，说他尽说晦气话。程振邦嘿嘿笑，没当回事。现在沈砚之站在渡船船头，看着灵柩被抬上船板，想起那天龟山顶上的风。风很大，把程振邦的头发吹得立起来，他伸手按了两下没按住，索性不按了，就那么立着。那个样子，沈砚之记了两年。他想，他大概会记一辈子。
渡船离岸的时候，沈砚之没有回头。船到江心，风浪大了些，船身晃了两下。抬灵柩的老兵们脚底下打了个踉跄，但没一个人松手。沈砚之站在灵柩前面，面朝汉阳。江面上雾蒙蒙的，龟山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那年龟山顶上，程振邦还说过一句话。他说：“老沈，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太闷。以后我死了，你得多找几个人说话。别一个人闷着。”
沈砚之当时回了他一句：“你比我还能说，你死了我跟谁说？”
程振邦笑得前仰后合，拍着沈砚之的肩膀说：“那你得找个话多的。找个比我还话多的。”
沈砚之站在船头，江风灌进领口。他没有找话多的人。程振邦走了，他把程振邦带过的兵接了过来。三百多人，每一个人的名字他都记得。那个十七八岁的小兵叫陈满仓，河北人，家里还有一个老娘。那个老兵叫赵大柱，跟着程振邦从山海关一路打到武昌，左耳被炮声震聋了半边。那个哭得最凶的排长叫孙二娃，其实是程振邦从路边捡回来的孤儿。这些人，沈砚之一个一个看过去，把他们的脸刻在脑子里。程振邦没说完的话，他替他说。程振邦没走完的路，他替他走。
船靠岸的时候，龟山脚下的墓穴已经挖好了。是北伐军的工兵连夜挖的，坑挖得方正，四壁拍得平整。墓穴旁边摆着一张石桌，桌上放着一壶酒和三只碗。沈砚之走过去，把酒倒进碗里。第一碗敬天。第二碗敬地。第三碗，他端起来，对着程振邦的灵柩举了举。
“老程。”他说。只喊了一声，就说不下去了。他仰头把酒喝干，碗摔在石桌上，碎成三瓣。
灵柩下葬的时候，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，照在龟山上，照在长江上，照在武昌城头那面新插的旗上。沈砚之站在墓穴旁边，看着土一锹一锹地填进去。最后一锹土盖上的时候，他转过身，对着三百多个兵说了一句话。
“从今天起，你们旅的番号保留。程旅长的位置，我来兼。什么时候北伐成功了，什么时候你们自己选旅长。”
三百多人齐刷刷地敬礼。沈砚之回了一个礼。然后他往山下走，没有回头。沈若薇跟在他后面，看见他的肩膀终于塌了一点。就那么一点。塌了半寸，又挺回去了。
当天晚上，沈砚之回到武昌城的临时指挥所。桌上堆着几十份电报和公文。孙传芳的部队正在江西集结，吴佩孚的残部退到了河南，北伐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需要重新确定。他把地图铺开，在上面画了几条线。从武昌到南昌，从南昌到南京，从南京到上海。北伐的路还长。程振邦没走完，他得替他走完。他把铅笔搁下，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青铜令牌。令牌正面的“正”字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。他用拇指摩挲着背面的“霜”字。那块“霜”字已经被他的指头磨得光滑了些，但笔画还是那么深。
他忽然想起父亲沈仲山。父亲牺牲那年，他十七岁。父亲留给他的除了这枚令牌，还有一句话——“正霜二字，正心霜行。心要正，行要霜。霜者，非杀也，乃决也。决而不疑，方能成事。”他当时不太懂。后来这些年，经历了太多事，送走了太多人，他渐渐懂了。心正，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。行霜，是知道怎么打仗。两样都有了，才能走到最后。
他把令牌收好，重新拿起铅笔。地图上的线条在油灯下蜿蜒，像一条一条的路。有的路通向战场，有的路通向未知。但不管通向哪里，他都得走。因为程振邦没走完。因为父亲没走完。因为太多人把命铺在了路上，他踩着的每一步，都踩着他们的血。
那天夜里，沈砚之批完了所有公文。他站起来走到窗边。窗外是武昌城的夜色。蛇山上的炮台废墟还冒着淡淡的烟，江面上的渡船亮着灯，龟山脚下新添了一座坟。城里的街巷里，老百姓挂的灯笼还没收，一盏一盏的，把整座城照得暖融融的。这是程振邦用命换来的。他用命换来了这座城的灯火通明，换来了老百姓能安安心心地挂灯笼。这买卖值不值？沈砚之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程振邦如果还活着，他会说值。
窗外的远处，有一队巡逻的士兵走过。脚步声整齐有力，在石板路上踏出节奏。沈砚之听着那个节奏，忽然想起程振邦走路的声音。老程走路总是拖着左脚，因为那条腿在早年的战斗里受过伤，阴天下雨就疼。他走路时左脚在地上拖一下，右脚迈出去，再拖一下，再迈。这个节奏，沈砚之听了十五年。从山海关听到武昌城。现在听不到了。
他靠在窗框上，闭了一会儿眼。然后他睁开眼，从桌上拿起那封写给孙中山的信。信已经发出去了，他手里的是抄件。他又看了一遍那三行字——“武昌已克，振邦殉国。北伐未竟，砚之继行。”他看了一会儿，把抄件折好，夹进桌上的文件堆里。
然后他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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