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零九章 枪决 (第2/2页)
都有着明显的畸变。
确认身份与初步口供之后，武汉警方第一时间通报岳阳公安。岳阳办案民警连夜赶赴武汉，两地办案人员在派出所完成案情对接。
经过交叉核实，两地警方正式确认，岳阳系列命案与武汉 “5・7” 系列案件，均为段国诚一人所为。作案模式高度统一：深夜潜伏街巷，尾随单身女性，持刀施暴，抢劫财物之后伤人或者杀人。
专案组组长夏建中，后来在内部工作会议上讲过一句清醒的论断：“他不是什么红衣杀手，他专门袭击的是落单的单身女性，红衣的说法，是民间恐慌催生出来的传言。”
即便真相已经查清，“红衣杀手” 这个名号依旧在民间流传。
恐慌催生的都市传说，已经脱离案件事实，变成大众口口相传的符号。
可卷宗材料写得清清楚楚，段国诚从未刻意挑选身穿红衣的目标。遇害者之中，有人身着牛仔服，有人穿着白衣、蓝衣。
他筛选目标的唯一标准，只是深夜孤身出行的女性。
审讯全程，段国诚本人也从未提及过红色衣物。属于他的世界，是黑夜、窄巷与冰冷刀刃，红色，只是外界附加给他的标签。
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，段国诚彻底卸下 “段爷”、“胡成”、“红衣杀手” 这些被赋予的代号，回归他本来的身份：一九七三年生于湖南岳阳，十三岁进入少管所，十八岁再因抢劫入狱，身负十三条人命的连环凶犯。
他被押解回岳阳，并被送入看守所羁押，接受漫长的起诉、审判流程，最后面临的是死刑。
随着凶犯落网，笼罩武汉武昌的恐慌快速消散。街头的年轻女子重新穿上鲜艳的红裙子，理发店中，姑娘们不再为避险剪去长发，中学门口，夜夜守候接孩子的家长，也不必再准时聚集在校门口。
恐慌如同潮水褪去，城市恢复往日的烟火。
民主路的中学生小琴，那条吊牌都未曾拆除的大红裙子，依旧安静叠放在衣柜的最底层，她的母亲终究没有将它丢弃。
2003年1月16日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段国诚案。
公诉人以故意杀人罪及抢劫罪起诉段国诚。因取证原因，最后起诉的杀人案共11起，而非他供述的全部。庭审没有公开审理，因为涉及受害者隐私。
段国诚坐在被告席上。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色外套，头发剪短了，看起来比落网时瘦了一些。他的表情平静，没有东张西望，没有低头哭泣，也没有任何戏剧性的表现。
庭审持续了一天。检察官宣读起诉书，列举每一起案件的细节：时间、地点、受害者的名字、身上的刀伤数量。段国诚听着，偶尔看一眼法官，偶尔看一眼自己的手。那根变形的手指搁在桌面上，和另一只手相比，明显短了一截。
当被问及是否有悔意时，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媒体反复引用的话：“那些女人活该，谁让她们穿得那么招摇。”
这句话的真实性其实存疑。它太符合媒体对“变态杀手”的期待了，太像一个“恶魔”应该说的话。
但不管他说没说过，它在公众传播中的功能是确定的：它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受害者。穿红衣就是“招摇”，招摇就是“活该”。
而实际上，他的受害者里穿牛仔服的、穿白衣服的、刚剪了短发的都有。“招摇”是他和舆论共同编织的一个借口，用来解释一件本质上无法被解释的事。
2003年1月29日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、故意杀人罪判处段国诚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从判决到执行，中间隔了将近三个月。
这三个月里，段国诚被关押在武汉市看守所。他没有上诉。他的态度和被捕时一样——配合，沉默，不挣扎。
2003年4月24日，段国诚被执行枪决。
段国诚死了之后，武汉的媒体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。他的死算不上是一个全国性的事件，因为他的犯罪半径从来没有超出岳阳和武汉的背街小巷。
他被执行死刑后，武昌的女孩子们都重新穿上了红裙子。